山西信托-永保39号成都青白江城投债(成都青白江5年后房价)

为解决1912年以来山西信托-永保39号成都青白江城投债，实行三等九级军衔制过程中出现的军衔晋授不严格，收编各地方部队各行其道，授予机构繁多错乱，军衔与职务相比，军衔都普遍偏高，将官数量过多、过滥等问题，从1935年开始，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决定重新评定军衔，并仿照德国军衔制度制定新的军官军衔制度。1934年国民政府批准组建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厅长林蔚，副厅长殷祖绳，并将军政部陆军署军衡司并入该厅，具体负责依据新颁布《陆海空军官制表》重新评定军衔工作，所有军官均由铨叙厅报请国民政府授任。

1935年到1949年间，总计晋（授）任陆军中将893员（含复授8名）。其中，晋任陆军中将的同时退为备役的陆军中将131员，晋任陆军中将的同时除役的陆军中将9员。晋（授）任海军中将10员，其中，晋任海军中将的同时退为备役的海军中将一员。晋（授）任空军中将3员，其中，授任空军中将的同时退为备役的空军中将一员。追赠、追晋陆军中将69员。合计晋（授）任中将906员（含复授8名，即898人），追赠、追晋陆军中将69员。长期以来，对介于少将之上二级上将之下的国民党军中将军衔的晋授特点未见专文剖析论述。在此，笔者综合多种史料对此加以整理、剖析。其中，必然存在诸多错讹之处，恳请广大专家、读者加以批评指正。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 1935年4月4日（15名）：杨杰、贺耀祖、黄慕松、曹浩森、周亚卫、张华辅、钱大钧、陈诚、卫立煌、张治中、夏斗寅、孙连仲、上官云相、梁冠英、陈继承。

(2) 1935年4月4日（15名）：薛岳、刘建绪、刘兴、赵观涛、罗卓英、谷正伦、王树常、鲍文樾、贺国光、蒋伯诚、戢翼翘、荣臻（因投降汪伪政府，1943年11月4日被国民政府免去中将军衔）、吴光新、魏宗瀚、高维岳。

(3) 1935年4月6日（15名）：魏益三、门致中、王均、徐庭瑶、何柱国、王以哲、孙桐萱、郝梦龄、刘茂恩、谭道源、李云杰、李韫珩、毛炳文、萧之楚、周浑元。

(4) 1935年4月8日（15名）：吴奇伟、汤恩伯、刘绍先、郭汝栋、孙楚、杨效欧、李服膺、王靖国、杨耀芳、李生达、庞炳勋、秦德纯、王俊、刘翼飞、胡毓坤。

(5) 1935年4月9日（15名）：胡宗南、周碞、曾万钟、陶峙岳、李延年、李默庵、万耀煌、王东原、朱耀华、李觉、冯安邦、曹福林、冯治安、张自忠、张振汉。

(6) 1935年4月10日（14名）：岳森、阮肇昌、戴岳、陶广、宋天才、罗霖、樊崧甫、高桂滋、冯占海、沈克、李振唐、黄光华、郭希鹏、马法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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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35年9月6日（海军2名）：陈季良、陈训泳。

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 1936年1月22日（20名）：张之江、鹿钟麟、方本仁、张翼鹏、马占山、刘郁芬、石敬亭、马良、孙良诚、李福林、苏炳文、赖心辉、马鸿逵、朱绶光、余汉谋、吴思豫、刘光、熊斌、张希骞、林蔚。

(2) 1936年1月23日（20名）：陈焯、潘竞、臧卓、姚琮、李扬敬、张钫、毛维寿、叶开鑫、金汉鼎、温寿泉、张荫梧、孔繁蔚、李品仙、夏威、廖磊、王家烈、杨毓珣、孙蔚如、冯钦哉、冯鹏翥。

(3) 1936年1月24日（20名）：刘和鼎、赵承绶、周玳、邓宝珊、杨虎、荣鸿胪、秦绍观、缪培南、张任民、龚浩、周濂、雷飙、杨澄源、曹万顺、周至柔、张国元、张元祜、徐国镇、汪镐基、张修敬。

(4) 1936年1月25日（20名）：吴和宣、厉尔康、谢濂、张树帜、石华严、韦云淞、李汉魂、覃联芳、谷良民、黄诗岳、林振雄、李振球、梁朝玑、许克祥、邢震南、谭庆林、李松山、赵登禹、周斌、邓龙光。

(5) 1936年1月27日(20名)：晏道刚、萧叔宣、唐豸、王赞斌、耿觐文、石陶钧、彭新民、李益滋、王右瑜、蒋锄欧、犹国才、张万信、傅鹏海、周维翰、姚鸿法、张会诏、李德懋、陈增智、马登瀛、吕秀文。

(6) 1936年1月28日（15名）：马步芳、陈耀汉、卢兴邦、戴民权、俞济时、马步青、杨言昌、何竞武、齐用宏、杨劲支、陈光祖、李实茂、张克瑶、周维寅、张春浦。

(7)1936年2月25日（14名）：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唐式遵、潘文华、孙震、王瓒绪、范绍增、李家钰、陈鼎勋、黄隐、马毓智、李宏锟、喻孟群。

(8)1936年3月18日（7名）：刘骥、张贞、陈章甫、叶蓬、黄实、王孝缜、李竟容。

(9) 1936年4月1日（1名）：孙渡。

(10) 1936年4月21日（2名）：刘汝明、邹作华。

(11) 1936年5月18日（5名）：师景云、刘邦俊、马青苑、李兴中、张允荣。

(12) 1936年5月30日（1名）：吴新田。

(13) 1936年6月18日（1名）：韩多峰。

(14) 1936年6月24日（追赠10名）：赵锡九、赵魏、刘懋德、李日秋、王永福、尤民、陈成功、范铭新、班麟书、孙明。

(15) 1936年8月26日（2名）：尹扶一、张维清。

(16)1936年9月2日（2名）：张钺、闻承烈。

(17)1936年9月8日（2名）：郑大章、夏首勋。

(18)1936年9月12日（2名）：张达、黄延桢。

(19)1936年9月14日（1名）：马鸿宾。

(20) 1936年10月5日(56名)：黄杰、李玉堂、唐淮源、关麟征、池峰城、宋希濂、裴昌会、徐继武、成光耀、韩汉英、钟光仁、武庭麟．李汉章、陈琪、展书堂、刘戡、王敬久、孙元良、欧震、甘丽初、孔令恂、夏楚中、刘翰东、缪澄流、孙德荃、莫希德、叶肇、巫剑雄、杨渠统、鲁大昌、门炳岳、檀自新、郭思演、黄显声、林柏森、李明灏、祝绍周、黄菊裳、贺衷寒、陈启之、黄镇球、徐祖诒、李国良、田镇南、郭忏、张义纯、郜子举、邵文凯、王南、李根固、韩德勤、李家鼐、杨揆一、刘德芳、袁承武、傅常。

(21) 1936年10月22日（2名）：董英斌、桂永清。

(22)1936年10月28日（10名）：香翰屏、徐景唐、黄任寰、张瑞贵、王铭章、陈离、廖震、陈万仞、彭诚孚、许绍宗。

(23)1936年11月8日（1名）：李树春。

(24)1936年11月11日（1名）：童玉振。

(25)1936年11月18日（1名）：周承菼。

(26)1936年12月12日（1名）：何丰林。

(27) 1936年12月25日（5名）：张维玺、赵守钰、冯基道、郭昌明、富占魁。

(28)1936年12月30日（1名）：朱晖日。

一九三七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37年2月22日（1名）：阿勒坦鄂齐尔。

(2)1937年3月13日（1名）：周祖晃。

(3)1937年4月2日（8名）：廖行超、李必蕃、冯兴贤、殷绳祖、张亮基、郭寄峤、唐星、王范庭。

(4) 1937年5月6日（16名）：董宋珩、曾宪栋、彭毓斌、孙长胜、刘书香、黄胪初、楚溪春、傅存怀、杨士元、周士廉、刘多荃、陶柳、李涛、廉壮秋、蒋伏生、程泽润。

(5)1937年5月14日（2名）：黄永安、吴克仁。

(6)1937年5月21日（11名）：王时、苗松培、霍揆彰、李树森、傅仲芳、彭松龄、李俊功、徐权、江煌、谢履、黄裳。

(7)1937年5月27日（1名）：徐鹏云。

(8)1937年5月31日（2名）：刘震寰、邓世增。

(9)1937年6月7日（1名）：高双成。

(10)1937年6月19日（1名）：陈光中。

(11)1937年6月23日（1名）：陈光藻。

(12 )1937年8月17日（5名）：陈芝馨、杨绍东、王奇峰、赵启騄、杨吉辉。

(13)1937年8月30日（1名）：李英。

(14) 1937年9月29日（2名）：刘雨卿、朱传经。

(15)1937年10月22日（1名）：刘耀扬。

(16) 1937年11月15日（7名）：杜春沂、郭宗汾、陈长捷、刘奉滨、谢珂、刘忠干、张亮清。

(17) 1937年11月16日（2名）：郭持平、金巨堂。

(18) 1937年12月6日（追晋1名）：姜玉贞。

(19) 1937年12月16日（3名）：周斓、佘念慈、邵百昌。

(20) 1937年12月14日（追晋1名）：萧山令。

(21) 1937年12月24日（2名）：姚纯、谢溥福。

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38年1月12日（1名）：唐俊德。

(2)1938年3月1日（1名）：李仙洲。

(3)1938年3月4日（1名）：邹文华。

(4)1938年3月9日（追晋1名）：刘震东。

(5)1938年3月17日（2名）：刘元瑭、晏勋甫。

(6)1938年3月28日（追晋1名）：赵锡章。

(7)1938年4月6日（2名）：黄国梁、余华沐。

(8)1938年5月6日（追晋1名）：张培梅。

(9) 1938年5月10日（5名）：彭进之、区寿年、王修身、陈永、陈铁。

(10) 1938年6月2日（3名）：俞星槎、华振麟、钱卓伦。

(11)1938年6月16日（1名）：赵寿山。

(12)1938年6月28日（4名）：刘膺古、郭勋祺、段珩、赵南。

(13)1938年6月30日（2名）：卢本棠、方防。

(14)1938年10月8日（2名）：彭位仁、唐英。

(15)1938年11月14日（1名）：何宣。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39年3月21日（1名）：涂思宗。

(2)1939年3月21日（1名）：张定瑶。

(3)1939年6月6日（2名）：黄维、文朝籍。

(4)1939年7月12日（1名）：吴逸志。

(5) 1939年7月13日（9名）：周福成、王仲廉、周祥初、谭邃、宋肯堂、张轸、周体仁、杨汉城、李铁军。

(6)1939年8月2日（1名）：施北衡。

(7)1939年8月15日（1名）：张珙。

(8)1939年11月6日（1名）：白宝山。

(9)1939年11月13日（3名）：王陵基、张淦、龚理明。

(10) 1939年11月28日（2名）：丁治磐、张銮基。

一九四零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40年1月11日（1名）：向传义。

(2)1940年2月10日（1名）：刘斐。

(3) 1940年4月13日（3名）：王懋功、刘士毅、 黄琪翔。

(4)1940年5月25日（1名）：石友三。

(5)1940年6月11日（追晋1名）：郑作民。

(6)1940年6月18日（追赠1名）：马玉仁。

(7)1940年6月28日（追晋1名）：钟毅。

(8)1940年8月20日（追晋1名）：钱宗泽。

(9)1940年9月28日（追晋1名）：罗启疆。

(10) 1940年12月2日（6名）：邹洪、陈沛、吕济、范子英、莫树杰、张笃伦。

(11)1940年12月27日（追晋1名）：陈烈。

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 1941年3月21日（追晋1名）：朱鸿勋。

(2)1941年5月8日（追晋1名）：邢清忠。

一九四二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 1942年1月17日（追赠2名）：赖传湘、李翰卿。

(2)1942年1月22日（1名）：吴石。

(3)1942年5月12日（追晋1名）：寸性奇。

(4)1942年5月19日（海军1名）：陈策。

(5)1942年10月16日（追晋1名）：戴安澜。

(6) 1942年Il月20日（2名）：孙魁元、高树勋。

(7)1942年12月23日（追晋1名）：王风山。

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43年1月15日（追晋1名）：王克敏。

(2)1943年3月30日（1名）：马崇六。

(3)1943年4月26日（1名）：黄百韬。

(4)1943年8月17日（1名）：周毓英。

(5)1943年9月4日（追晋1名）：张琼。

(6)1943年9月7日（1名）：蒋光鼐。

(7)1943年9月10日（追晋1名）：蒋宝德。

(8) 1943年9月27日（追晋2名）：周复、黄维刚。

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 1944年2月2日（追晋3名）：许国璋、彭士量、孙明瑾。

(2)1944年4月22日（追晋1名）：王立业。

(3)1944年8月7日（追晋1名）：陈劲节。

(4)1944年8月15日（追晋1名）：潘佐。

(5)1944年9月8日（追晋2名）：吕继周、柴意新。

(6)1944年11月7日（追晋1名）：王甲本。

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 1945年2月20日（5名）：王耀武、萧毅肃、杜聿明、胡宗铎、郑洞国。

(2)1945年3月8日（5名）：陈大庆、丁德隆、范汉杰、卢佐、徐思平。

(3) 1945年4月7日（追晋1名）：阚维雍。

(4) 1945年4月18日（追晋1名）：陈可钰。

(5) 1945年6月28日（10名）：牟中珩、李文、董钊、王鸿韶、林薰南、张鉴桂、张秉钧、袁守谦、刘泳尧、徐培根。

(6) 1945年6月28日（海军1名）：曾以鼎。

(7) 1945年6月28日（追晋1名）：陈济桓。

(8) 1945年8月15日（追晋1名）：陈维沂。

(9) 1945年12月31日（追晋1名）：齐学启。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46年1月10日（空军1名）：黄光锐。

(2)1946年1月11日（海军1名）：田士捷。

(3)1946年2月16日（1名）：俞大维。

(4) 1946年2月21日（追赠3名）：吴继光、蒋志英、李忍涛。

(5)1946年3月21日（追晋1名）：杜德孚。

(6)1946年4月2日（追晋1名）：马浚彦。

(7)1946年5月16日（晋任10名，授任2名）：朱世贵、邱宗浚、金铸洲、李云龙、廖怀忠、林秉彝、钟体乾、邱世钧、吴鸿昌、殷铭、刘发良、温寿泉（根据《国民政府公报》第贰伍伍壹号，钟体乾、温寿泉任为陆军中将，其他10人晋升为陆军中将。温寿泉1936年1月23日被授予陆军中将衔，1946年5月16日复授陆军中将衔）。

(8) 1946年6月11日（追晋1名，《国民政府公报》原文为追赠）：戴笠。

(9) 1946年7月31日（131名，同日退为备役）：段树华、台寿民、周绍轩、郭殿丞、周武彝、蒋群、孙伯文、李纪才、张醁村、邓刚、冯象鼎、杨恩熙、吴藻华、贺维珍、高荫槐、姚以价、陈琢如、胡朝俊、刘宗僖、白砚圭、周维纲、李民欣、段云峰、黄强、宋人杰、王嗣昌、马式彬、张再、梁鸿楷、佟毅、俞作柏、温应星、田颂尧、周磐、沈靖、邵企雍、黄任、萧芹、陈风韶、吴涵、冯次淇、王泽民、方鼎英、陈贯群、项雄霄、王兆翔、张文、袁华选、吴克润、徐为炅、王静轩、李华英、卢丰年、程守箴、方贤、沈凤威、袁绩熙、刘兆藜、黄家濂、谭家骏、史久光、陶钧、曾友仁、程长发、严敬、张砚田、陶光鼐、马湘、马炳洪、魏岳奎、李建章、谭启秀、王子修、刘俊钦、陈益公、王志远、徐廷瑗、吴朝翰、余道一、许显时、张梶葳、张乔龄、何绍南、黄雍、张樾亭、倪弼、陈道行、郑重、黄公柱、张性白、刘运乾、侯守常、何英、王文宣、王鸿甫、李泽民、潘善斋、高仁钹、李藩侯、白濡青、李毅、谢婴白、梅铸、江中如、陶振武、虞典书、张寿桐、程汝怀、唐希扑、霍原壁、温念忠、龚浩（1936年1月24日被授予陆军中将衔，日本投降后退役，此时复授陆军中将衔并退为备役）、李景骅，钱伦体、石化龙、王铸民、刘自耘、张敬俊、顾家齐、张习崇、刘扔祺、张庆余、林岳生、戴嗣夏、严宽、耿伯钊（1936年1月27日被授予陆军中将衔，当时用“耿觐文”名，此时复授陆军中将衔并退为备役）、杨虎（1936年1月24日被授予陆军中将衔，此时复授陆军中将衔并退为备役）、吕秀文（1936年1月27日被授予陆军中将衔，此时复授陆军中将衔并退为备役）、王家烈（1936年1月23日被授予陆军中将衔，此时复授并退为备役）、周维寅（1936年1月28日被授予陆军中将衔，此时复授并退为备役）、廉壮秋（1937年5月6日被授予陆军中将衔，此时复授并退为备役）。

(10) 1946年7月31日（海军1名，同日退为备役）：杨宣诚。

(11) 1946年7月31日（授任空军1名，同日退为备役）：汪强。

(12) 1946年7月31日（陆军9名，同日除役）：马腾蛟、周炯伯、×××、陈渠珍、陈兴亚、应龙翔、丁锦、吴锡九、哈汉章。

(13) 1946年10月10日（5名）：关颖凯、张刚、萧作霖、程绍岩、邹兢。

(14)1946年10月10日（追赠1名）：王君培。

(15)1946年10月22日（1名）：余宪文。

(16)1946年11月28日（1名）：马鉁。

(17) 1946年12月23日（16名）：安俊才、李伴奎、梁鸿恩、黄道崇、厉鼎璋、葛金镕、朱为钤、司可庄、梁瀚嵩、叶启杰、陆权、甘芳、余泽、张骥、程树芬、李作砺。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47年1月6日（追晋1名）：金崇印。

(2)1947年1月7日（8名）：雷醒南、唐继麟、陈仲英、孟浩然、唐灏清、宋相成、莫德宏、孔可权。

(3)1947年1月16日（追晋1名）：武士敏。

(4)1947年1月29日（2名）：吴冠周、李思炽。

(5)1947年2月6日（6名）：尹承纲、何知重、何德隅、陈林荣、软墨林、凌兆壵。

(6) 1947年2月15日（4名）：乔毅夫、刘采廷、伍毓瑞、严兆丰。

(7)1947年2月22日（2名）：詹忠言、李强。

(8)1947年2月25日（追晋1名）：戴之奇。

(9) 1947年3月5日（四员）：朱其、粟廷勋、柳正欣、胡畏三。

(10) 1947年3月5日（4名）：练惕生、萧赞育、石毓灵、郑坡。

(11)1947年4月17日（9名）：黄涛、潘虚吾、章鸿春、辜仁发、马葆珩、袁昌荣、李炘、毛侃、朱璧彩。

(12)1947年5月12日（1名）：方钦。

(13)1947年5月22日（追晋1名）：何奇。

(14) 1947年6月13日（13名）：陆瑞荣、张谓文、黄国俊、陈顼顽、王景录、陈浴新、张弥川、杨立德、刘永祚、袁德性、徐承熙、孙景贤、萧子清。

(15) 1947年6月29日（2名）：禄国藩、郑承典。

(16)1947年7月7日(20名)：梁春溥、蔡忠笏、田载龙、盛士恒、陈骥、戴戟、周学海、黄克德、汪世鎏、黄镇国、周址、李朝芳、张与仁、廖士翘、张超、刘尚志、王德全、林赐熙、胡若愚、叶南帆。

(17) 1947年7月9日（4名）：韩全朴、张汉全、张金照、蔡森。

(18) 1947年7月22日（2名）：赵锦雯、赖伟英。

(19) 1947年7月30日（追晋3名）：张灵甫、蔡仁杰、卢醒。

(20)1947年8月2日（1名）：郭觫。

(21)1947年8月9日（3名）：余念初、陶汝滨、马禄。

(22)1947年9月24日（追晋1名）：翟紫封。

(23) 1947年Il月18日(5名)：郑炳庚、黄静波、葛武棨、王天赐、钱东亮。

(24) 1947年11月19日(14名)：陈明仁、卢象荣、孔繁瀛、蒋如荃、孟宪吉、曾粤汉、王士俊、马为麟、朱明轩、楼寿臧、张简孙、薛炼、苏祖馨、杨澍松。

(25) 1947年11月21日(9名)：简作桢、李青、周兆棠、陆福廷、孙常钧、汪之斌、陈楚雄、胡天乐、王冠。

(26) 1947年11月22日（海军3名）：陈恩焘、刘传授、吴仞礼。

(27) 1947年11月24日(1名)：徐中岳。

(28)1947年11月25日（1名）：谭朗星。

(29)1947年11月27日（2名）：蒋在珍、陶振祖。

(30)1947年12月22日（1名）：康泽。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48年1月1日（1名）：钱振荣。

(2)1948年1月9日（海军1名）：陈兆锵。

(3)1948年1月10日（1名）：李务滋。

(4)1948年1月26日（4名）：张竭诚、陈泽霈、李清芳、章安平。

(5)1948年2月16日（1名）：李乐滨。

(6)1948年3月22日（4名）：吴剑平、周启铎、萧文铎、梁史。

(7)1948年3月26日（追晋1名）：李铭鼎。

(8)1948年3月27日（追赠1名）：金赞中。

(9)1948年5月3日（追晋1名）：谢肖良。

(10)1948年5月6日（1名）：刁世杰。

(11) 1948年5月6日（空军1名）：黄秉衡。

(12) 1948年7月14日（追晋1名）：黄纯烈。

(13)1948年8月25日（追晋1名）：徐保。

(14) 1948年9月9日（追晋1名）：李仲辛。

(15 )1948年9月22日（110名）：刘任、徐启明、荣干、张知行、刘嘉树、李文田、何基沣、张克侠、陈继淹、米文和、谢辅三、王凌云、孙兰峰、唐云山、李楚瀛、梁恺、杨宏光、张卓、陈武、邱清泉、施中诚、廖运泽、张雪中、李铣、李良荣、王泽浚、李世龙、罗列、张金廷、霍守义、何文鼎、杨干才、黄祖埙、钟彬、鲁崇义、张耀明、胡临聪、张光玮、鲁道源、刘振三、李振、伍诚仁、刘汝珍、王长海、叶成、方靖、吴绍周、石觉、袁朴、于镇河、左世允、刘效曾、王铁汉、覃异之、阙汉骞、曾泽生，刘安祺、侯镜如、高卓东、赖汝雄、石祖德、汤壵、黎行恕、方天、於达、邓文仪、杜心如、沈发藻、唐子长、李宗防、张世希、柳际明、朱鼎卿、耿幼麟、刘翼峰、张镇、万建藩、宣铁吾、何绍周、曹日晖、赵锡光、马镆、史文桂、孔庆桂、罗奇、王劲修、刘伯龙、周伟龙、胡伯翰、李及兰、成刚、韩锡侯、章培、廖行端、刘祖舜、史宏烈、林叔向、王烈、陆荫楫、傅翼、宗明、游凤池、罗广文、李弥、胡琏、郑介民、冷欣、孙立人、彭孟缉、李振清。

(16) 1948年11月18日（1名）：张测民。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 1949年4月6日（追晋1名）：马得胜。

(2) 1949年7月12日（1名）：郭德权。

1935年到1949年间，国民党军总计晋（授）任陆军中将893名（含复授8名）。其中，晋任陆军中将的同时退为备役的131名，晋任陆军中将的同时除役的9名。晋（授）任海军中将10名，其中，晋任海军中将的同时退为备役的1名。晋（授）任空军中将3名，其中，授任空军中将的同时退为备役的1名。追赠、追晋陆军中将69名。合计晋（授）任中将906名（含复授8名，即898人），追赠、追晋陆军中将69名。

国民党军陆军中将的晋任、授任主要有以下特征：

晋任、授任陆军中将的职务水涨船高

1935年4月起，国民政府实行新的军衔制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提高军衔尤其是将官军衔的含金量，避免出现将官尤其上将过多过滥的情况，而中将恰恰是平衡掌握控制上将数量的一道主要的分水岭。

1935年12月，规定中校以上军官的职务和职阶为一职两阶即一职两衔制度。军事委员会铨（二）字第九七六号训令：“为令遵事：查现在军职，以符官职相称之旨。近年以来，征调频仍，懋迁多聚，任职则依据编制，叙官则应铨年资，以致官职未能尽相符合，长此以往，人事难入正规。兹为力求官职相称起见，特将编制内所定中校以上相当之各项军职，一律改为两阶，令仰即转饬遵照。”1935年12月6日，参谋本部转发了“修正编制中校以上相当之各项军职改为两阶办法”，规定：“一、部队：军长以上原系上将者，应改为上（中）将。师长，原系中将，应该为中（少）将。旅长，原系少将，应该为少将（上校）。二、机关学校仿此办理。三、原系少校以下者，均不改。”但是，规定中没有明确说明军长以上职务的军衔对应关系，而且，由于实行上将（包括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二级上将、一级上将、特级上将）定额60人，除非退役、除役、停役等缺额情况出现，否则，中将不得晋任上将。并且，因中将及以下军官也是60人编为一个官组，所以，随着中将的授任、晋任人数的赠加，在没有正式实施军官退役、除役、停役的情况下，少将晋任中将的机会越来越少，也导致中将乃至少将的含金量逐步提高。

在此，以师长和副军长、军长授（晋）任中将为例。

1935年授任中将军衔任职为师长达35人，副军长3人，军长17人。

1936年授任中将军衔任职师长（含教导总队总队长）69人，副军长9人，军长15人。

1937年授任军衔任职状况如下：师长24人，副军长6人，军长1人。

1935年实行新的军衔制前，方面军、集团军、军团、路军、纵队、绥靖公署等高于军或者相当于军的编制层级始终长期存在。至抗日战争前，军的番号已达70多个，师的番号近200个。而且，，纵队、路军、军团、集团军、方面军、兵团等名义上高于军或者相当于军的编制层级也始终不同程度地存在。以后，国民政府也几次试图以军作为最高编制。到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军还组建了太原、广西绥靖公署等14个绥靖公署以及鄂豫皖边区，下辖若干绥靖区，负责指挥某一地区或者战略方向的作战。1938年的南岳军事会议后，取消军团、旅的建制。1939年春，废除“旅”一级编制，由师直辖3个步兵团，一个野战补充团，师司令部增设少将步兵指挥官1名，以后又在后方成立补训处，撤销师内野战补充团，成为一师三团的“三角制”。此制沿用至抗日战争结束。抗战期间，国民党军数量不断膨胀，相继组建40个集团军，14个战区，军的建制最多达124个，有354个师、31个旅、112个独立团。

但是由于战事频繁，军队扩充、军人晋升迅速，依法进行的铨叙跟不上。作为叙任正式军衔的工作程序相当复杂严格，受战争的影响也特别大，加上抗日战争时期军事委员会数次迁徙，使得铨叙工作一度处于半停滞状态，而且，蒋介石也反复强调要降低军官尤其是将官的军衔。所以，军官尤其是军官的军衔晋升非常缓慢。其中1944年最为严重，除了追赠一些去世将领外，铨叙1人为陆军少将，2人任为海军少将，中将、上将一个也没有。正式军衔与职务由最初的对应变得严重脱节，甚至到了非常普遍的状况，如抗战中后期许多师长的实际军衔都是上校，甚至中校。而军阶与职务相差太多，也不利部队指挥、人事管理和官兵士气。于是，各部门在委任职务的同时，往往会带上相应的级别，比如中将军长、少将军长、中将师长，并允许佩带相应的阶级章，而不受实授军阶局限。对委任职务时没有指名相应级别的主官，一般也默认他们按照传统的对应关系自佩军衔标志。国民政府时期，新的部队或军事机构一旦成立，也必制定机构编制，称为“编制表”，每个职务都编定相应的军衔或军衔区间，但是职务将官编制只有上、中、少将三级，上将没有正式军衔中的一级上将、二级上将、加陆军上将衔之分。

职级与军阶分离的情况很常见。如戴笠生前一直佩带中将阶级章，但他实际是1945年3月8日才正式晋升为少将，1946年3月17日去世后，6月11日方被追赠陆军中将。王甲本1943年3月任陆军第79军军长，已经佩戴中将军衔标志，但他1944年9月7日阵亡后，11月7日才被追赠陆军中将。此等例子还有很多。

1938年授任中将军衔任职状况如下：师长10人山西信托-永保39号成都青白江城投债；副军长1人；军长3人。

1939年授任中将军衔任职状况如下：师长1人；副军长2人；军长10人。

1940年授任中将军衔任职状况如下：副军长1人；军长4人。本年度无师长被晋授陆军中将的情况，最低晋衔职务为副军长。

1941年没有晋、授任陆海军中将军衔的情况。

1942年授任陆军中将军衔任职情况如下：新编第8军军长1人；新编第5军军长1人。没有师长、副军长晋授陆军中将。

1943年授任中将军衔任职状况如下：无师长、副军长晋授陆军中将的情况，最低职务为第51军军长周毓英。

1944年没有晋授陆海军中将的情况。

1945年授任中将军衔任职状况如下：没有师长、副军长、军长被晋授陆军中将，最低职务为3名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和1名汉中行营参谋长。

在国民党军中，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和汉中行营参谋长职级相当于建制内的基本部队主官即军长，例如，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黄百韬后任整编第25师师长等。中国驻印军最多时下辖8个师，且全部为美式装备和训练，实际为集团军规模，1944年在此基础编成新编第1军和新编第6军，均跻身于国民党军五大王牌之列，军长孙立人和廖耀湘早已经佩戴中将军衔标志，但直到1945年和1948年，孙立人才晋任陆军少将和陆军中将。廖耀湘于1944年5月1日任新编第6军军长，1947年9月任第9兵团中将司令官，而这位蒋介石极其偏爱的黄埔将领，虽然职务晋升迅速，也曾留学法国，但因为黄埔六期生资历实在太浅，其正式军衔仅为陆军骑兵上校，直到1948年9月22日才晋任陆军少将。

这种情况大量存在，使得职务军衔过分突显。为了解决这种矛盾，铨叙厅从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正式实授军衔开始越级晋任，原来任官条例中规定晋任必须要逐级晋任，不得越级晋任。如由陆军步兵少尉晋任陆军步兵上尉、陆军步兵中校晋任陆军少将。但因将官军衔的名额比例限制非常严格，所以，极少有将官越级晋任的情况。许多军官佩戴的是职务军衔标志而非正式叙任的将官军衔标志。

1938年到1945年的七年间，国民党军现役军队数量从200多万迅速膨胀并维持在400多万以上。期间，叙任陆军中将86员，海军中将2员，还没有1935年的授任数量多，相当于1936年晋授数量的三分之一。1941年和1944年无晋授中将军衔的情况，只有追晋陆军中将的情况。由于正式叙任军衔不正常，所以，许多单位往往自行委任将官并佩戴军衔标志。“抗战中期，各机关、司令部未经铨叙厅承认，又私自委任中将、少将，上将、中将也可以私自委任中将、少将，造成混乱现象。为此，蒋介石下令，非经铨叙厅办理任命手续的将官职级人员不得佩戴将官领章。铨叙厅办理任命手续的将官职级人员，由铨叙厅发金质（铜合金）领章，背面编号。”蒋介石还说：“我在昆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曾经诰戒一般将领，要他们依照实授的官阶佩带领章。这一点我想全国各部队都应该一律作到。即如作师长的如果实际上是授的上校，就不必带少将的领章。作团长的如果是实授中校就不可带上校领章。……我听说有的军人口袋里带上两三付领章，到了不同的场所，随时更换。这种情形，就无异于蔑视国家的纪律，看轻了自己军人的身分与地位。”

1946年晋任、授任、叙任陆军中将176名（含复授陆军中将），海军中将2名，空军中将2名，追晋、追赠陆军中将7名。其中，晋任海军中将的同时退为备役的海军中将1名，晋任陆军中将的同时退为备役的陆军中将131名（含复授陆军中将），晋任陆军中将的同时除役的陆军中将9名，授任空军中将的同时退为备役的空军中将1名。无师长晋授陆军中将的情况，最低职务为副军长1名即原第7军副军长程树芬。

依照国民政府1934年6月15日公布，1935年3月1日起施行的《陆海空军军官佐服役暂行条例》关于服役限龄规定，上将70岁，中将65岁，少将60岁，上校58岁，中校55岁，少校53岁，上尉50岁，中、少尉47岁。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队为适应全面内战的需要，对各级军官的服役限龄作了大幅度降低：一级上将，62岁；二级上将，60岁；中将，56岁；少将，52岁；上校，46岁；中校，44岁；少校，42岁；上尉，40岁；中尉，38岁；少尉，36岁。这样，既促进了高级军官的年轻化，也为其他人晋任高一阶军衔提供了较多的机遇。

国民政府自1946年7月31日起全面施行军官退役、停役制度。同时公布退役一级上将冯玉祥、二级上将徐源泉等上将15人，中将217人，少将576人，正式实行官兵退役除役。

1947年授任陆军中将军衔任职状况如下：师长1人；副军长5人；军长2人。最低职务为第54师师长孔繁瀛。随着战事扩大，高级将领也渐趋感到缺乏，启用了一些赋闲的将领，有些人后来担任了师长职务。

1948年授任中将军衔任职状况如下：整编师师长9人；军长27人；整编军副军长2人；兵团副司令5人；整编军军长3人；兵团司令官1人。没有师长、副军长被晋授陆军中将。

1949年只有总统府参军处参军郭德权被授予中将军衔。

军衔的晋任、授任不正常，陆军中将的职务跨度日益加大

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史说在《国民党陆军制度述略（续）》中，曾经回忆：“军人职级，军长以上军官都是上将，副军长是中将，军和军以上司令部参谋长是中将；师长中将，副师长少将；旅长少将、副旅长上校，旅参谋主任中校；步兵团长上校，副团长中校（初期称中校团附），团附少校；步兵营长少校，副营长上尉；步兵连长上尉，排长每连中尉一、少尉二；连内特务长（初称事务长）准尉，文书、军需是上士或中士，副排长是上士，班长是中士或下士。特种兵同样职务的职级，有时较步兵高一级。中央军事机关内，部长、总长、总监是上将，次长、副监等是中将，署长、厅长、各兵种兵监是中将，司长、处长是中（少）将，科长是上校（抗战末期有职级是少将的）。军之上的机关或司令部的处长是少将，科长是上校，师司令部各处主任是上（中）校。所有的参谋，最低上尉，最高上校，高级参谋少将。军佐、军属的职级，以相当于军官的职级相称。”

由于国民政府发布的关于职务和军衔对应关系的规定没有说明军长以上职务和军衔的对应关系，而且史说的回忆也并不准确。

首先，多数军长的军衔并不是上将而是中将甚至少将。在1935年授任的二级上将和1936年以后晋授的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中，有少数将领担任军长职务，但同时担任其他重要职务。否则，仅仅凭借军长的职务几乎不可能获得晋授二级上将或者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1935年4月3日，时任第32军军长的商震，时任察哈尔省主席、第29军军长的宋哲元和徐永昌（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兼第33军军长）、于学忠（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华北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51军军长）、傅作义（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第35军军长）、万福麟（时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副主任兼第53军军长）、杨爱源（时任山西清乡督办、第34军军长）被授任陆军二级上将。邓锡侯1937年3月11日由陆军中将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45军军长、军委会重庆行营副主任。夏威1936年1月22日任陆军中将，1937年4月14日晋加上将衔，时任第15军军长。除此以外，多数军长授任陆军中将。

其次，随着新的军衔制的实行，陆军中将的覆盖面越来越广，门槛也逐渐提高。许多军长即使佩戴中将军衔标志，实际仅是陆军少将甚至上校。例如，1940年6月12日，孙兰峰任暂编第3军军长，1940年12月5日，孙兰峰晋升陆军少将。但是，孙兰峰此前早就佩戴了陆军中将的职务军衔标志。抗战胜利后，孙兰峰任第11兵团司令官，直到1948年9月22日孙才正式晋升陆军中将军衔。罗历戎于1939年4月29日任第1军副军长，1939年7月13日晋升陆军少将，1942年10月15日任第36军军长，1945年1月9日任第3军中将军长，1947年10月22日在河北清风店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罗历戎正式叙任军衔都是少将军衔。随着军队规模的日益扩大，晋任少将、中将的门槛也逐渐水涨船高。基本上可以说，1935年统一实行新的军衔制的时候，师长至少可以授任少将，首批89名中将中，就有29名师长。随后两年，又陆续晋任了一些师长职务的中将。但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少将和中将的标准也逐渐提高。对此，我们只要仔细剖析对比国民党将领的军衔升迁变化就会明了。

第三，“师长中将”的说法明显是不准确的，应该说师长军衔为中（少）将。1935年12月，规定中校以上军官的职务和职阶为一职两阶即一职两衔制度。军事委员会铨（二）字第九七六号训令：“为令遵事：查现在军官佐叙任，既经实行，凡已任官人员，自应按官任职，以符官职相称之旨。近年以来，征调频仍，懋迁多聚，任职则依据编制，叙官则应铨年资，以致官职未能尽相符合，长此以往，人事难入正规。兹为力求官职相称起见，特将编制内所定中校以上相当之各项军职，一律改为两阶，令仰即转饬遵照。”12月6日，参谋本部转发了“修正编制中校以上相当之各项军职改为两阶办法”，规定：“一、部队：军长以上原系上将者，应改为上（中）将。师长原系中将，应该为中（少）将。旅长原系少将，应该为少将（上校）。二、机关学校仿此办理。三、原系少校以下者，均不改。”但是，以后的有关编制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一职两衔的规定，例如，1938年12月《军事委员会颁布陆军暂行编制纲领》中的《陆军师司令部编制表》为例，师长——中将，参谋长——上校（少将），旅长——少将，团长——上校，营长——少校，连长——上尉……

第四，纵队、路军、军团、集团军、方面军、兵团等名义上高于军或者相当于军的编制层级始终不同程度地存在，并且由于名额限制，高于军长的军官往往也只是中将军衔。虽然，国民政府也几次试图以军作为最高编制。但到1935年实行新的军衔制前，方面军、集团军、军团、路军、纵队、绥靖公署等高于军或者相当于军的编制层级始终长期存在。到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军队还组建了太原、广西绥靖公署等14个绥靖公署以及鄂豫皖边区，下辖若干绥靖区，负责指挥某一地区或者战略方向的作战。1937年7月抗战爆发，8月全国部队再次开始整编，总计有49个军、182个师又80个旅，前线部队分归五个战区指挥。抗战期间，先后组建了14个战区、四十个集团军、四个方面军等战略单位。下辖部队最多时期先后扩编为124个军、354个师。解放战争期间 ，组建了许多绥靖区、绥靖公署、剿匪总司令部、23个整编军、24个兵团等高于军的战略单位。“胡宗南、汤恩伯升到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升到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其官阶还是中将，官阶晋升都迟于职级。”

1934年到1940年，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陆海空军任官条例》及其《施行细则》作了许多新的规定。

在晋任条件上，强调“晋任必须逐级递进，不得超越”。“晋任必须经过规定之实职年资”，“实职年资称为停年”。

（1）陆军各级官佐平时、战时停年如下：少尉平时一年半，战时缩减为一年；中尉平时二年，战时缩减为一年；上尉平时四年，战时缩减为二年；少、中校平时各三年，战时各缩减为二年；上校平时四年，战时缩减为三年；少将平时三年，中将平时五年，战时均不缩减。

（2）海军各级军官佐平时停年如下：少、中尉各二年，上尉四年半，少、中校各三年，上校四年半，少将三年。“中将晋上将以资深而于国家建有殊勋者为限”。

（3）空军各级官佐平时停年如下：少尉一年半，中尉二年，上尉四年，少、中校各三年，上校四年，少将三年，中将四年。

笔者认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其一，对于海军的代将和中将衔级的停年未予以规定，海军代将不列官等，近似于英国海军的准将军衔。在陆军和空军中，不设置代将衔级。其次，虽然规定逐级晋任，不得超越的原则，但在战时实际上，中下级官兵连升数级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将官却鲜有越级晋任的情况。当然，为褒扬抗战先烈而越级追晋的情况相对较多。其三，由于国民党军军衔晋任的规定相当严格甚至比较呆板，以致许多国军著名战将的正式叙任军衔往往远低于其佩戴的职务军衔。固然，有军衔铨叙不正常、战时职务变化频繁等因素的作用，但军衔晋任年限规定严格也是基本原因。其四，造成大量的军官衔级集中在中将衔级。笔者注意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军的师长、副军长、军长、兵团参谋长、整编军正副军长、兵团副司令、兵团司令、绥靖公署副主任、主任、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甚至司令往往都是中将军衔。如此多的职级都集中在中将衔级，使得军衔的区分等级的作用有所弱化。同时，确保了二级上将包括加上将衔的含金量。

黄埔系毕业生逐渐占据重要地位

蒋介石始终标榜黄埔建军，发扬黄埔精神。1924年6月15日，黄埔军校正式建立，蒋介石一直担任校长，直到1947年冬，改由关麟征、张耀明相继担任。蒋介石对黄埔毕业生始终关爱有加。

黄埔学生军于1924年11月和12月先后正式成立军校教导第1、第2团，由何应钦（黄埔军校军事总教官）、王柏龄（黄埔军校副校长）分任团长。1925年2月，国民党中执会决定成立党军第1旅，旅长何应钦，校军变党军。4月组建以钱大钧（黄埔军校教官）为团长的第3团，6月组建由黄埔军校教官刘尧宸（保定军官学校七期骑科生）、蒋鼎文分任团长的第4、第5团，此为国民党党军时期。1925年8月第1旅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何应钦，原第4、第5团合编组成国民革命军第2师，刘峙任师长；第1、第2师组成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由蒋介石兼任。此为国民革命军成立时期。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为“黄埔系”初步形成时期。军阀混战中，蒋介石依靠“黄埔系”为核心的军事力量，先后打败了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石友三、阎锡山和冯玉祥等军阀。随即不久，又挫败了“福建事变”、“两广事变”。通过五次“围剿”，使工农红军几乎濒于覆灭的境地。除中央军尤其是“黄埔系”外，其他军阀部队几乎均发生过倒戈叛变，并相继投靠蒋介石。蒋介石通过改编、改组这些军队，大批安插、起用了“黄埔系”毕业生到要害岗位上，从而大大扩展了他的军事实力。

在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7年），国民党军队指挥大权多由“保定系”与黄埔教官掌握，黄埔学生中除胡宗南等人成为军长、师长外，一般只是团、旅级军团。截至抗战爆发前，在各路军总司令6人中，保定军校毕业生4人，其他军校及行伍出身2人。在71名军长中，保定军校毕业生25人，留学1人，陆军大学2人，其他军校及行伍出身35人，不详1人，黄埔军校毕业生7人占10％。在177名师长中，保定军校毕业生36人，留学6人，陆军大学9人，其他军校及行伍出身63人，不详43人，黄埔军校毕业生20人占11％。

在抗战时期，“黄埔系”全面发展，黄埔出身的二百多位将领当上了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乃至战区司令长官，从而完成了军界的接班部署。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精锐部队集结于黄埔生麾下。97名黄埔将领（含职务军衔将官者）为民族独立献身。仅在赴缅甸作战期间，就有5700多名黄埔师生为国捐躯。

1935年首批叙任中将共有91名，其中89名叙任陆军中将、2名叙任海军中将。1935年授任、晋任陆军中将的时任“剿匪”第二路第二纵队指挥官兼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驻闽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兼第二军第九师师长李延年、驻闽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第十四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均为黄埔军校1期毕业。年龄最小的李延年、李默庵只有31岁。黄埔军校创办不久就有“文有贺衷寒，武有李默庵，又文又武胡宗南”的说法。

1936年10月5日黄埔生关麟征、刘戡、王敬久、孙元良、夏楚中、贺衷寒、宋希濂、陈琪以师长职务由少将晋任中将，至抗战爆发前，黄埔生桂永清（1936年10月22日）、蒋伏生（1937年5月2日）、霍揆彰、李树森（1937年5月21日）也先后以师级军官晋任中将。

八年抗战，三百多万国民党官兵伤亡，8名上将、58名中将、145名少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由于，战事空前扩大，各部队也大幅度扩编，军官的晋升、降职、撤换、任免相当频繁。许多黄埔毕业生则迅速提升，超越了许多资历超过自己的军官的晋升速度。

1940年晋、授陆军中将军衔平均年龄为46.33岁。最年轻的中将为陈沛36岁，任第三十七军军长，黄埔军校1期毕业。1945年，最年轻的中将为刘詠尧，任军委会人事部长，黄埔军校1期毕业。6名集团军司令和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均为黄埔军校毕业生，除王耀武为黄埔军校3期，其余均为黄埔军校1期。1946年晋、授中将军衔平均年龄为45.95岁，不含追晋、追赠中将、退位备役、除役中将的情况。最年轻的中将为萧作霖38岁，原军委会高级参谋，黄埔军校6期毕业。1947年晋、授中将军衔平均年龄为53.5岁。最年轻的中将为李强41岁，暂编第十五军副军长，黄埔军校1期毕业。1948年晋授陆军中将军衔平均年龄49.4岁，年纪最轻者为毕业于黄埔军校5期炮科，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的彭孟缉，时年40岁。

在大陆期间，黄埔军校（含中央军校1人）107人晋授陆军中将，而且，这些人除战死者外，没有退役、除役的情况。但是，如果不属于嫡系的黄埔毕业生则可能获得职务军衔而非正式叙任军衔，退役后也不享受相应的待遇。

1944年12月底，国民党军员额约600万人，全国正规部队已发展到124个军、354个师、31个旅、112个独立团，还先后组建了40个集团军。达到国民党军历史上番号规模最大的时期。1945年，国民政府又决定整军方针，使各部队裁并三分之一。到1945年底，精简陆军到89个军、242个师，2个骑兵军，共约400万人。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整合全国各派系的武装组建了四十个集团军，经过八年抗战，多数集团军逐渐地被黄埔系师生所掌控。原先对蒋介石桀骜不驯的各大实力派经过抗战的拼杀，多数元气大伤，黄埔系的实力渐入佳境，逼近巅峰时期。直接隶属黄埔系师生指挥的主要有以下集团军：

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黄埔教官）；第3集团军，总司令李铁军（黄埔一期）；第4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黄埔教官）；第5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黄埔教官）；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黄埔教官）；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黄埔一期）；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黄埔一期）；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黄埔教官）；第19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黄埔一期）；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黄埔一期）；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黄埔三期）；第25集团军，总司令李觉（黄埔一期）；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李玉堂（黄埔一期）；第28集团军，总司令为李仙洲（黄埔一期）；第29集团军，总司令李铁军（黄埔一期）；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黄埔一期）；第32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黄埔一期）；第34集团军，总司令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黄埔教官）兼任，1939年8月胡宗南（黄埔一期）接任总司令；第36集团军，总司令刘戡（黄埔一期）；第37集团军，总司令丁德隆（黄埔一期）；第38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黄埔一期）。

除第1、第6、第7、第8、第16、第17、第18、第39、第40集团军等少数集团军保持相对较大的独立性，其他集团军基本属于蒋介石的嫡系或者半嫡系部队，黄埔系师生成为其中的骨干核心。即使集团军总司令不是黄埔系师生，但黄埔系师生指挥的部队成为所属许多集团军的王牌主力。

全面内战时期“黄埔系”势力达到了顶峰。三年内，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指挥官如地区“剿总”、绥靖区、警备区、兵团、军、师管区的司令官以及军、师长，大部分来自“黄埔系”，甚至中央军事部门的指挥大权也部分掌握在他们手中。

1946年2月南京召开军队整编会议，决定设立国防部，战区机构改为绥靖公署，集团军机构改为绥靖区或整编军，军改整编师，师改整编旅。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陆续组建了一些整编军，整编军已知的共23个，占了20个番号（12军、19军、96军有重复），其中4个未编成。有13个整编军的军长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逐步改变了以往战略兵团主官多数是黄埔军校教官为主的状况。

1948年9月，国民党军取消整编军、师、旅的番号，许多整编军改编为兵团。统计解放战争期间组建的24个兵团主官情况，我们同样可以发现黄埔军校毕业生成为许多兵团的主官。

兵团司令（共24个兵团，包括继任及重建共48个兵团司令）毕业学校：黄埔一期有郑洞国、陈明仁、黄杰、杜聿明、李文、李铁军、李延年、霍揆彰、黄维、宋希濂、钟彬、孙元良、侯镜如、刘嘉树、何绍周、李良荣等16人；黄埔二期有邱清泉、沈发藻等2人；黄埔三期有刘安琪、石觉等2人；黄埔四期有顾葆裕、胡琏、李弥、罗广文等4人；黄埔五期有陈克非、郭汝槐等2人；黄埔六期有廖耀湘1人；保定军校有裴昌会、周福成、王靖国、夏威、徐启明、孙楚、张轸等7人；云南讲武堂有朱鼎卿、孙渡、卢浚泉、鲁道源等4人；其他有张淦、区寿年、黄百韬、刘汝明、汤尧、孙兰峰、郭宗汾、李振、马继援、马敦静等10人。

48个兵团司令中，27名毕业于黄埔军校，至于兵团副司令、参谋长、军长、副军长、军参谋长、师长中的黄埔毕业生就更多。此外，其他许多重要职务也逐渐被黄埔毕业生所把持。

1948年9月22日国民党军在大陆最后一次大范围也是规模最大的授衔，其中叙任中将的黄埔生有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冷欣、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参谋本部宪兵司令张镇、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西安警备司令曹日晖、第9兵团司令石觉、第13兵团司令李弥、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第21兵团司令刘安琪、福建省保安司令李良荣、国防部第五厅厅长沈发藻、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国防部测量局局长杜心如、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方天、第七绥靖区司令张雪中、第八绥靖区副司令廖云泽、南京卫戍副司令覃异之、北京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罗奇、第1兵团副司令史宏烈、第2兵团副司令邱清泉、第7兵团副司令唐云山、第12兵团副司令胡琏、第16兵团副司令梁恺、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罗列、湘鄂川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方靖、郑州指挥所副主任张世希、整编第26师师长钟彬、第16军军长袁朴、整编第70师师长高吉人、长沙绥靖公署参谋长刘嘉树、福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伍诚仁、整编第29军参谋长陈武。

到台湾后，黄埔生最终晋升一级上将的有桂永清、王叔铭、彭孟缉、黄杰、刘安琪、刘玉章、胡琏、高魁元等8人。

在黄埔学生中，兵团司令以上的将领有百余人。其中3人当上国防部长：一期生黄杰、陈大庆，四期生高魁元；任过参谋总长的有：一期生桂永清、王叔铭，五期生彭孟缉。而各军兵种司令也多由黄埔毕业生担任。如桂永清任过海军总司令，王叔铭任过空军总司令，关麟征任过陆军总司令，装甲兵司令由二期生沈发藻担任，宪兵司令由七期生罗友伦担任，军统局长由六期生戴笠担任，保密局长由四期生毛人凤担任，安全局长由二期生郑介民担任。还有许多所军校校长均为“黄埔系”学生。

当然，如此偏爱穿“天子门生”服，也是解放战争中许多杂牌军部队起义倒戈、投诚、溃散的重要原因。

地域特点比较突出（籍贯不详者及追赠、追晋中将者未统计）

1935年籍贯分布：福建2人（均为海军将领）；云南5人；湖南14人；广东4人；江西2人；浙江8人；湖北6人；江苏4人；安徽5人；直隶12人；山东6人；河南3人；贵州1人；辽宁8人；陕西1人；吉林1人；广西1人；黑龙江1人；四川1人；海南1人；山西5人。

1936年籍贯分布：四川28人；广东23人；直隶（含河北5人）23人；湖南21人；浙江17人；山西16人；山东15人；湖北14人；广西12人；奉天9人；江苏9人；安徽9人；河南8人；福建7人；甘肃7人；陕西4人；云南3人；贵州2人；吉林2人；江西2人。

1937年籍贯分布：湖南11人；山东5人；四川6人；湖北6人；直隶（含河北1人）6人；安徽5人；山西3人；江苏3人；辽宁2人；吉林2人；江西2人；广西2人；福建2人；云南1人；陕西1人；内蒙古1人；绥远1人。

1938年籍贯分布：湖南3人；山东2人；江苏2人；四川3人；湖北4人；广东3人；河南1人；贵州1人；浙江4人；陕西1人；江西1人。

1939年籍贯分布：广东5人；河北3人；江西2人；江苏2人；四川2人；浙江2人；广西1人；安徽1人；云南1人；河南1人；奉天1人；甘肃1人。

1940年籍贯分布：广东3人；四川2人；山东1人；吉林1人；江苏1人；湖南1人；江西1人；湖北1人；广西1人。

1941年，没有晋授陆海军中将。

1942年籍贯分布：福建1人；海南1人（海军中将）；河南1人；河北1人。

1943年籍贯分布：广东1人；山东1人；河北1人；云南1人。

1944年追晋陆军中将9名，无晋授中将的情况。

1945年籍贯分布：湖南5人；河北2人；湖北2人；陕西2人；四川2人；山东2人；江西2人；浙江1人；（海军中将曾以鼎）福建1人；云南1人；广东1人。

1946年籍贯分布：江苏7人（海军中将1人）；云南4人；浙江3人；广西3人；河北（含北京、直隶）3人；广东2人；湖北2人；湖南2人；山西2人；四川1人；贵州1人；陕西1人；吉林1人；辽宁1人；福建1人。

1947年籍贯分布：广东14人；浙江13人；广西11人；安徽11人（海军1人）；四川9人；湖南10人；云南9人；湖北7人；福建6人（海军2人）；江西6人；河北5人；直隶1人；贵州4人；江苏4人；河南2人；山东2人；山西2人；黑龙江2人。

1948年籍贯分布：湖南13人；四川11人；浙江11人；广东10人；河北9人；安徽9人；贵州8人；广西7人；山东6人；云南6人；江西6人；江苏5人；福建5人（海军1人）；陕西4人；河南4人；直隶3人；湖北3人；山西3人；辽宁2人。

1949年籍贯分布：黑龙江1人。

按照人数多少排列依次如下：湖南80人；河北（含直隶、北京）69人；广东66人；四川65人；浙江59人；湖北45人；山东40人；安徽39人；广西38人；江苏36人；山西31人；云南31人；贵州17人；福建25人（海军6人）；江西24人；辽宁（奉天）23人；河南20人；陕西14人；黑龙江4人；吉林7人；海南2人；内蒙古1人；绥远1人。总计统计736人，不含追晋、追赠、退为备役、除役的情况。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其所辖军队至少在形式上包括全国各地区各派系，因此，将领的籍贯分布比较广泛。但是，整体上看，南方人的比例明显高于北方人。

晋任、授任海军中将9员中，福建籍6人，安徽籍1人，海南籍1人，江苏籍1人。福建人占据了绝对优势，这一状况沿袭了清末以来的传统。

呈现出明显地年轻化特点（个别出生年份不详者不列入统计范围，追赠、追晋中将者也不予统计）

1935年授任的中将平均年龄43.69岁，陆军中将平均年龄43.54岁，海军中将平均年龄50.5岁。年龄最小的李延年、李默庵只有31岁，均为黄埔军校1期毕业。

1936年晋、授任的陆军中将平均年龄44.88岁，年龄最小的宋希濂、刘戡只有29岁，均为黄埔军校1期毕业。

1937年晋、授任的陆军中将平均年龄45岁，年龄最小的冯兴贤、郭寄峤35岁。

1938年晋、授任中将军衔平均年龄43.92岁，最年轻的王修身34岁。

1939年晋、授任陆军中将军衔平均年龄43.33岁，最年轻的杨汉域32岁。

1940年晋、授陆军中将军衔平均年龄46.33岁，最年轻的陈沛36岁，黄埔军校1期毕业。

1941年没有晋授陆海军中将的情况。

1942年晋、授中将军衔平均年龄47.75岁，最年轻的高树勋44岁。

1943年晋、授中将军衔平均年龄46.75岁，最年轻的马崇六41岁。

1944年追晋陆军中将9名，无晋授中将的情况。

1945年晋、授中将平均年龄45.95岁，最年轻的刘詠尧36岁，黄埔军校6期毕业。

1947年晋、授中将军衔平均年龄53.5岁，最年轻李强41岁，黄埔军校1期毕业。

1948年晋、授陆军中将军衔平均年龄49.4岁，年纪最轻者为毕业于黄埔军校5期炮科的彭孟缉，时年40岁。

1949年郭德权晋衔年龄49岁。

国民党军中将的平均晋、授年龄是45岁左右。巧合的是，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时中将的平均年龄也在45岁左右。

普遍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

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极少有像蒋介石这样重视军事教育的人物，蒋介石不仅长期兼任全国各军事院校的校长（后期由其他将领担任），而且一度企图兼任全国各大中专院校的校长。蒋介石一贯标榜黄埔建军，发扬黄埔精神。从1928年开始，国民政府就开始明确规定，各级军官应当经过相应的军事院校的培训，一般不直接从行伍出身的士兵中提升军官，将官一般应当经过陆军大学的培训。所以，国民党中央军将领包括中将军官中的绝大部分都接受过军事院校的养成教育、在职培训、深造教育。其中，海军中将都经过军事院校的教育。

1935年授任的89名陆军中将、2名海军中将的军事教育状况如下：陆军大学17人；日本士官学校14人；日本陆军大学4人；保定军校48人；黄埔军校3人（胡宗南、李默庵、李延年均为1期）；云南讲武堂2人；中央军校高教1人（赵观涛）；湖北武备学堂1人；四川速成学校1人；四川速成高级班1人；苏州武备学堂1人；陕西讲武堂1人；江南讲武堂1人；陕军随营学校1人；东三省测量学堂1人；东北讲武堂1人；东三省讲武堂1人；十六混模范连2人；浙步二标弁目学堂1人；湘军学兵营1人；二十镇随营学校1人；西北军事教导团1人；行伍出身4人（1人后经过陆军大学培训）。海军中将分别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1人；福建船政后学堂1人。只有3名行伍出身的中将，占3.3％。

1936年授任、晋任的233名陆军中将的军事教育状况如下：保定军校74人；陆大60人；日本陆大6人；四川速成学堂10人；日本士官学校28人；东北讲武堂6人；黄埔军校13人；云南讲武堂6人；广西速成学校1人；广西讲武堂1人；山西测绘学堂1人；湖南弁目学堂1人；江南将弁学堂1人；伊犁弁目学营1人；山西优级师范1人；陕军测量学校2人；山西武备学堂3人；贵阳讲武将官班1人；江南武备学堂1人；广东速成武备学堂4人；粤1师军官教育班1人；北洋武备学堂2人；浙江武备学堂2人；江南陆师学堂1人；兰州陆军学堂1人；东北武备学堂1人；保定速成武备1人；湖北将校讲习所1人；混1协学兵营1人；东三省讲武堂1人；湖南讲武堂1人；法国步骑专门学校1人；驻湘新军随营学校1人；广西干部学堂1人；贵州讲武学校1人；日本东斌陆军学校1人；宁海军官训练团1人；山东军校1人，甘肃讲武堂1人；南京陆军师范学堂1人；平开武备学堂1人；北洋将弁学校1人；四川军官学堂1人；四川官弁学堂1人；保定速成学堂10人；北京速成学堂1人；陕西军官学校1人；西北军官教导团1人；混16旅学兵大队1人；南京军校高教2人；湖北武备学堂1人；陕西陆军模范学校1人；混16旅模范连2人；粤军讲武堂1人；日本野战炮兵学校1人；钦州讲武堂1人；甘肃警察学校1人；北京模范团1人；四川讲武堂1人；护国5军讲武堂1人；四川陆军军官学校1人；蜀军将校学堂1人；四川武备学堂1人；安徽随营学堂1人。没有军事院校学习经历的中将有袍哥出身1人，行伍出身15人（7人后经过陆军大学培训），绿林出身3人，清武童生1人，拳师出身1人，占5.6％左右。

1937年授任、晋任的68名陆军中将的军事教育状况如下：保定军校39人；陆大22人；黄埔军校4人，四川军官学校2人；日本士官学校4人；云南讲武堂1人；法国士官学校1人；湘军讲武堂1人；保定速成4人；北洋武备学堂1人；湖南讲武堂1人，日本炮兵学校1人；广东速成1人；南京陆军学堂1人；四川武备学堂1人；4镇弁目养成营1人；浙江武备学堂1人。没有军事院校学习经历的中将有土匪出身1人，行伍出身5人，王公出身1人，占10.3％左右。

1938年授任、晋任的25名陆军中将的军事教育状况如下：保定军校12人；陆大15人；黄埔军校3人；四川速成学堂1人；保定速成武备学堂1人；云南讲武堂1人；广东海校1人；日本士官学校1人；保定测量学校1人；西北干部学校1人；江苏速成学堂1人；行伍出身2人（后经过陆军大学培训），全部经过军事院校培训。

1939年授任、晋任的22名陆军中将的军事教育状况如下：陆大9人；保定军校9人；黄埔军校3人；云南讲武堂2人；江苏讲武堂1人；广西速成学校1人；日本成斌学校1人；四川武备学堂1人；泸州讲武堂1人。没有军事院校学习经历的中将有行伍出身3人（1人后经过陆军大学培训），占9.1％左右。

1940年授任、晋任12名陆军中将的军事教育状况如下：陆大2人；日本陆大1人；保定军校5人；云南讲武堂1人；保定速成2人；黄埔军校1人；南宁讲武堂1人；广西讲武堂1人。行伍出身1人，占8.3％左右。

1941年没有授任、晋任陆海军中将。

1942年授任、晋任的3名陆军中将、1名海军中将的军事教育状况如下：广东黄埔海军学校1人；保定军校、日本陆大1人。行伍出身2人，占50％。

1943年授任、晋任的4名陆军中将的军事教育状况如下：保定军校2人；云南讲武堂、日本士官学校、陆大1人。行伍出身1人（后经过陆军大学培训），全部经过军事院校培训。

1944年追晋陆军中将9名，无晋授中将的情况。

1945年授任、晋任的20名陆军中将、1名海军中将的军事教育状况如下：黄埔军校10人；陆大10人；德国陆军大学1人；日本陆大1人；保定军校7人；云南讲武堂2人；日本士官学校1人；烟台海校1人，全部经过军事院校培训。

1946年授任、晋任的32名陆军中将、1名海军中将、1名空军中将的军事教育状况如下：保定军校17人；陆大9人；云南讲武堂3人；保定速成2人；黄埔军校1人；烟台海军学校1人；山西武备学堂1人；湖北武备学堂1人；贵州讲武堂1人；日本士官学校2人；（空军中将黄光锐）苏联第二航校1人；柏林大学1人。绿林出身1人，占2.9％左右。

1947年授任、晋任的118名陆军中将、3名海军中将的军事教育状况如下：黄埔军校15人；陆大30人；德国陆大1人；保定军校52人；云南讲武堂8人；日本士官学校6人；贵州讲武堂3人；保定速成1人；广东护国第二军讲武堂1人；广西速成1人；广东速成学校1人；四川讲武堂1人；贵州保卫团干校1人；南苑航空学校1人；四川军官学堂1人；日本东斌陆军学校1人；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1人；东北讲武堂1人；四川速成学校1人；直系讲武堂1人；浙江弁目学堂1人；威海卫海军学堂1人；北洋水师学堂1人；福建船政后学堂1人。行伍出身1人，占0.8％左右。

1948年授任、晋任的122名陆军中将、1名海军中将、1名空军中将的军事教育状况如下：陆大61人；黄埔军校53人；保定军校27人；云南讲武堂5人；日本士官学校4人；贵州讲武堂4人；四川速成学堂1人；浙江讲武堂1人；四川军官学校1人；东北讲武堂1人；陆军步兵学校1人；四川武备学堂1人；广东速成学堂1人；陕西讲武堂1人；广西军官学校1人；北京高等警官学校1人；川军训练团1人；泸州讲武堂1人；西北高级教导团1人；15混成旅学兵营1人；16混成旅训练班1人；福建船政后学堂1人；维吉尼亚军校1人；英国皇家炮校1人；美国航空学校1人；日本步兵学校1人；德国陆军大学1人。行伍出身4人（后3人经陆军大学培训），未经军事院校培训的占0.8％左右。

1949年授任、晋任陆军中将的军事教育状况如下：郭德权先后毕业于烟台海军学堂、陆大正8期。

按照毕业生晋授中将人数排序如下（接受过两所军事院校培训或者两度进入同一所院校不同班次则重复计算，含毕业、肄业）：陆军大学235人；保定军校291人；黄埔军校（含中央军校1人）107人；日本士官学校61人；云南讲武堂32人；保定速成（武备）学堂21人；日本陆大13人；四川速成学堂12人；东北讲武堂9人；贵州讲武堂8人。其他军事院校毕业生平均只有一至数人晋授中将。

留学人员有；日本士官学校61人；日本东斌陆军学校2人；日本野战炮兵学校1人；日本炮兵学校1人；日本成斌学校1人；日本步兵学校1人；（美国）维吉尼亚军校1人；美国航空学校1人；德国陆军大学3人；柏林大学1人；英国皇家炮校1人；苏联第二航校1人；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1人；法国步骑专门学校1人；法国士官学校1人。

未经军事院校培训的行伍出身23人，土匪出身1人，王公出身1人，绿林出身3人，清武童生1人，拳师出身1人。

经过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蒋介石在1938年就指出，国军将官的学问和技能远不如西方先进国家的同级军官，也比不上日本的军官，甚至“我们作总司令的，只比得人家一个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得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多次指挥对日作战的李宗仁对日本军官的军事素养评价很高，认为日军“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斗战术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相比之下，中国军队军官的军事素养明显不足。

因此，即使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也没有停办陆军大学，而是对高级军官不断送入陆军大学培训，同时，举办多所各级各类院校加强对军官的培训。当然，蒋介石有时也将一些编余高级军官送入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一方面安排了编余军官，为未进过院校或学历较浅的军官提供了深造的机会；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趁机以此来作为排除异己，剥夺杂牌军官权利的机会。如黔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犹国才，西北军宿将张之江等人，就被调到陆大特四、特五期学习，入学时已年近花甲，还和一帮中青年军官一块上课。毕业后也就不再担任有实权的军职。”蒋介石对认为可以深造的黄埔毕业生也经常以特许的方式批准其入学，以培养造就自己的亲信力量。同时，蒋介石对各种杂牌军的军官安排进入有关军事院校深造，也有使各派军官彼此声气相通，消除隔阂，形成师生同学关系，使其纳入黄埔系范畴，扩大自身实力的目的。但是，无论从培植自己的亲信嫡系、排挤非嫡系，还是军官个人试图改行、混个学历以利于今后晋升等角度，许多军官仍然愿意进入军校深造。

对中国觊觎已久的日本自然知道军事院校的分量，不仅对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加以限制，不使中国学员接触到军事教育的核心内容，也避免出现蒋百里这样的中国学员再次夺得第一名毕业生的桂冠而获得日本天皇赠军刀的荣誉。同时，利用在中国军事院校任教的日本教官刺探中国的军事机密，尤其是了解掌握中国高级军官的情况。这些教官来中国任教都奉有日本参谋本部的特殊任务，搜集中国各方面情况，尤其是陆军大学学员的各种情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教官才被遣送回国。抗战期间，这些日本教官因比较熟悉中国情形，都成为日本侵略军的中坚分子。如教官荻洲立兵曾任侵华方面军司令官，土桥一次、田中久、樱井德太郎、落合甚九郎等都担任过侵华日军的师团长。据抗战初期在广东战场俘获的汉奸军官供述：“日军有中国高级军官名册，对各人的资历、能力、派系等情况，均调查清楚。对陆大出身军官的资料，尤为详细，因日本教官在陆大时从各人的作业中，深加研究，对各人的个性和战略战术思想均有记录。”从被击毙的日本军官身上，中国军队还曾经搜出过记载有中国军官各种信息的手册。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晋升将官的人员中，军事院校教官的比例并不高。笔者根据现有资料统计，以教官身份获得中将军衔的只有5人。这很可能与当时的军队中轻视教官的风气不无关系。“国军由于训练和人事未发生关联，致使部队不重视训练，办教育训练者在军中的地位低落。国军中的常见现象为第一等人当师长，第二等人当参谋、幕僚；第三等人到教育机关，第四等人当教官。”例如，胡宗南“对于那些无能但是也不好撤换的将领或军官，即常命其办训练或当教官。”“在师资方面，办教育者在军中职业声望不高，且不受重视。国军自北伐时，部队军官升迁快速，教育军官则否，于是优秀军官多集中于部队，存留于教育机关者，仅其残余，部队军官作战成绩欠佳者，每将其教育机关服务。另一方面，教育军官既然被大家看不起，认为是没有出息，于是自己也心存此种观念，认为前途无望，因而自暴自弃，不再求上进，也不想再入部队，导致学校和部队的人事无法对流。”在陆军大学，有一段时期，因为“陆大代校长的军衔是中将，许多本国教官是校级的，而学生中的原军衔不少是将级的，有些甚至是上将级的。因此，规定在校学生不得佩戴军衔章，只能佩戴金属制的校章。”1938年秋，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陆军一级上将冯玉祥作为特三期毕业学员参加毕业典礼时，坚决只佩戴陆大学员领章而不佩戴上将领章。

陆军大学缺乏教官的原因在于，“教育机关外快少，又不能升官，有办法的人不想到陆军大学任教，设法调到部队去。”陆军大学教官尚且如此，其他军事院校的军官处境就可想而知。根据笔者统计，其他军事院校的教官能够晋任少将的也非常罕见，陆军大学教官晋任将官的人数还明显多于其他军事院校。虽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作出军事院校教官与作战部队军官进行交流、增加军官任职经历的规定，但是，实际并未得到有效执行。

综上所述，认真剖析国民党军中将群体的构成情况，对分析国民党军的各种特点不无裨益。